自从投身杂交水稻研究后，数十年来，每年袁隆平都像追逐太阳的候鸟一样，在湖南、海南两地奔波育种。一个农业科学家，不是活在二十四小时里，而是活在二十四节气里，追着农时走。

那时，按照袁隆平提出的“杂交稻育种三步走的战略设想”，早已从第一阶段的三系法迈进了第二阶段的两系法，而且跨入了两系法的升级版——超级杂交稻时代。在连续攻克中国超级稻第一期、第二期目标后，他正率协作攻关的科研团队向第三期超级稻目标发起攻关。几个月来，我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面对面地采访他的机会，几经周折，经袁隆平先生的秘书辛业芸博士安排，我才终于有了一次采访机会。

当我从另一座城市赶到火炉长沙时，已经踩在7月的尾巴梢上了。大暑已过，正值中伏，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，也是水稻长势最旺的季节。马坡岭当时还下着雨，但雨水浇不透逼人的暑气，反而漫出一股如蒸笼般的热气。袁隆平先生比预约的访谈时间迟了一个多钟头，尽管多年未见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哪怕从未见过，你也能一眼认出他。这副面孔，这个形象，以那瀑布般的杂交水稻为背景，已经成为世界上传播率最高的中国形象之一。

这年，袁隆平先生已年届八旬，他刚去田里看过稻子的长势，进门时，他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，也许是汗水，一边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“刚果布式的笑容”，——由于长年累月扑在稻田里，他老早就得了一个“刚果布”的外号，那脸颊黑而瘦削，一笑，露出满口雪白的牙齿，像刚果布的黑人一样率性、淳朴而快乐，有人便把他的笑称作“刚果布式的笑容”。我也觉得他这外号、这笑容挺传神。一个人，一辈子，该要吸收多少阳光，才会变成这样一个“刚果布”的形象，一副如同黑釉般透亮的脸孔，那犀利的眼神，依然透彻着内心的明亮。阳光不仅塑造了一个农学家特有的形象，也赋予了他伟大的头脑和灵魂，我感觉他的血液和骨骼都已被阳光深深地渗透了，那刚毅的、健康的色泽，不只是来自阳光的直射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，浑身都在焕发出内在的光芒。

采访之前，辛业芸已给我打过招呼，“有么子问题你直接提出来就行了，袁老师说什么从来不打草稿，他是‘老演员’，不需准备……”她这话似是半开玩笑，却又格外认真，那笑意中还透出几分苦涩。我一听就有几分惭愧，真不该来打扰袁老师啊。

一开始，我还以为这是我和他面对面的访谈，没想到，袁老师一进门，呼啦一下就被一大群拥上来的记者给包围了，那摄像、照相、录音的长枪短炮顷刻间就塞满了他那间并不宽敞的会客室，我被挤进了一个角落，连袁隆平先生的面孔也看不清。不过这位睿智的、善解人意的老人，又打着手势把我叫到了离他较近的一个位置。一个上午，从中央电视台到湖南卫视，包括我在内，这么多人围着他，沉闷，憋闷，喘息，这让老人怎么受得了？实话说，连我也受不了，但他却必须自始至终地面对镜头，一道灯光一直明晃晃地罩在他的脸上。我不知道，这是不是他的第一千次讲述，而他每说一句话，每一个细节，都有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甚至会引起争论的焦点。令我感动的是，他一边对着摄像镜头回答着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一边转过身，扭头朝我这边张望，偶尔还冲我点头微笑，他生怕冷落了任何一个人。一直到现在，我都忘不了那双阅人阅世八十载的眼睛，依然有一种不染尘埃的纯净，哪怕瞬间的掠过，也让我有一种被照亮的感觉，让我升向一个明净之境。

对于我们，袁隆平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，又是一位陌生的熟人。熟悉，只因他离我们的饭碗太近，尤其是我这种乡下人，感觉他就像一个在我们身边的稻田里忙活的农人，一如我们的父老乡亲、衣食父母。陌生，只因你还不了解他，哪怕天天与他打交道，你也觉得眼前这位老人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。当时，有个记者就忍不住说：“真没想到，您和那个课本里的杂交水稻之父完全不一样啊！”袁老就故意板起一副深沉而严肃的面孔问：“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搞研究的都是这样子啊？”这句话把很多人逗乐了，袁老也乐了。

如果你看见了一个真实的袁隆平，还真是很难把他和你想象中或印象中的那个“杂交水稻之父”看作一个人，这可能是在媒介传播中造成的失真。很多人都觉得，在袁隆平身上有两个“对不上号”，也可谓两个不对称，一个是他的学历同他崇高的科学地位对不上号，一个是他那模样和知识分子形象也对不上号。袁隆平也确非那种学院派或实验室里的知识分子形象，在他身上几乎感觉不到什么书卷气息和学院情调，更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模样。其实，这两个“对不上号”恰好最真实地反映出了一个最逼真的袁隆平，也可以说是农业科学家的共同特征。我见过的很多农学家或农业科研人员，包括袁隆平的助手和学生，一个个都是浑身黝黑、大手大脚，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那个模子就是天地和田野，若要用一个最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他们，那就是天地造化。当你注意到袁隆平的两个“对不上号”时，你会发现，他还有一双特有的大手和大脚，这和他瘦削的身材也有点不对称。

若要真正认识他，兴许就要从他这双手开始。那手掌特别大，轻轻一握，就让我直接感到了一股如我那农民父亲般的力量，却又厚重而温软，没有农民手中那种粗粝而突出的老茧。这让我找到了对这双手的最真切的把握，这绝非一双普通农民的手，而是一双创造了无数奇迹的科学之手，那一粒粒神奇的种子，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双手来显示的，如今，这双阔大的手，早已为人类世界撑起了一片辽阔的天空，你甚至觉得这只是会变魔术，又不知他到底有什么魔法。

这双大脚，是他几十年在水稻田埂上跑出来的，不知又要跑烂多少双鞋子了，但越跑脚板越大，越跑越结实，比最结实的鞋子还结实。有时候，鞋底跑掉了，他就干脆光着一双大脚板。一个泥腿子科学家的形象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有人曾经估算，若把他这辈子跑过的田埂连接起来，足以绕地球几圈了。

这样一个人，最适合他的地方还是稻田，他最大的心愿也是在有生之年为人类再多打一些粮食。但一个人活到了他这样大的年岁，却依然不能按自己的心愿而活着，这无疑是一个老人的苦衷，更是我们的错误。当时我真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，我们是否过多地打扰了这个老人忙碌而又有规律的生活？他也一再直率地表示，他最不想接受的就是采访啊采访，每天都有人纷至沓来，没完没了的采访，还有没完没了的问题，可他又无法拒绝。无法拒绝，其实也是一种理解，这么多人来找他，围绕着他团团转，只因谁都绕不开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。这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早已设问又直接回答了的一个问题：“世界什么问题最大？吃饭问题最大。”

本文摘选自《袁隆平的世界》（陈启文 著）